罗广斌
罗广斌（1924－1967），曾用名罗文进，忠县人。著名作家，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囚禁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监狱。1950年后，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今年11月22日，是罗广斌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特刊此文，以示纪念。
一、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1924年11月，因父亲在成都为官，罗广斌在成都降生。幼年的优裕生活，使他感到无忧无虑。小时候的罗广斌，聪明好学，智力过人，曾经以手制小模型滑翔飞机获得少年模型滑翔比赛冠军。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后，苦难旧中国的现实，开始引起他的忧虑。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他转学去了洪雅县中学。他和一个女同学相恋，因“门户不当”，被父亲押回成都，过了三年囚禁似的生活。极度的愤懑，迫使他一再强烈反抗，但每反抗一次，留给他的都是痛苦和绝望。直到在他身边出现第一个共产党员马识途（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从事地下工作）后，他才第一次认识到应该怎样走自己的路。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的父母很快同意他到昆明上学。
1943年夏天，罗广斌来到昆明，抓紧复习功课。不久，以高分数考入了西南联大附中高一班。学习期间，他结交了闻一多的儿子和华罗庚的女儿，经常与进步同学谈议时事政治。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和同学办起了附中壁报，宣传进步思想，抨击社会弊端。他得到了政治启蒙，最终坚定他一生从事革命道路的信念。
1944年，罗广斌受马识途的嘱托，在联大附中组建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属党的外围组织）分部，由他担任领导工作。1945年上半年是昆明学生运动急遽高涨的阶段，罗广斌成为联大附中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在联大一群革命朋友的耳濡目染中，在齐亮（昆明学联主席，马秀英的丈夫，马秀英系马识途堂妹）的带动下，他的革命思想日渐形成，并出色地在学生中开展活动。不久，罗广斌参与筹划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这促成他一生最有决定性的一步，对他的官僚地主家庭和国民党政权不抱任何幻想，知其然而叛逆、斗争。
不久，马识途受中共组织委派前往滇南工作。罗广斌强烈要求一同前往。在没被允许的情况下，他于新学期开学不久，便以回四川省亲的名义请了长假而直赴滇南。经马识途推荐，他在建民中学从事初中化学教学。此时他虽不是大学生，但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认真准备教案，频频试讲，同学们被他那深入浅出的讲解和迷人的化学实验所吸引，后来竟然被认为是初中最好的教员。他善于与同学交流，与大家一起编排壁报、教唱歌曲、打排球、做书签、讲故事、手工制作模型等，借以宣传革命思想。
罗广斌到滇南后，因长期没与家人联系，他的父亲来信要他回四川继续上学。罗广斌收到信后，不变初衷，也不回信，想继续留在滇南。马识途劝说道：“要革命什么地方都一样，四川是革命斗争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更需要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的人去工作。我相信你已经是一颗火种，丢到哪里，哪里都会燃烧发光。”他服从组织安排，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建民中学。
1946年9月，罗广斌随马识途到成都。他遵照家人的意愿，考入了华西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新华日报》。当罗广斌知道党组织在国统区秘办“XNCR”小报时，他十分兴奋，积极要求参加。此后，他只要有空就参加油印小报工作。不久，罗广斌的父亲要他到重庆，他坚定地说：“我既然已经下决心和这个旧世界决裂，我为什么还老是和这个旧家庭藕断丝连不敢决裂呢？……”在马识途的劝说下，他不太情愿地回到了重庆。
罗广斌回到重庆不久，便考入西南学院（由民主人士办学、进步教授任教的学院，是重庆地区的一个革命摇篮）新闻系学习。为了广泛联系群众，影响舆论，他与同学一起创办了《清明》壁报，并担任社长。继而，《清明》倡议加强壁报社团的联系，酝酿筹备成立全校“壁报联合会”，他当选“壁联”主席。之后建立学生系科代表联系会，他又被选为出席联系会的新闻系首席代表，成为群众熟悉和喜爱的人。1947年4月12日，罗广斌组织召开系科代表会议，决定在当晚召集全校学生大会，与以黎曦为会长的“西南学院泸县旅渝同乡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次公开较量，团结了广大群众。罗广斌在斗争中的勇敢机智和才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年，党组织决定开展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活动。罗广斌运用参与昆明学生运动时积累的经验，组织各社团出壁报，请进步教授演讲，举行“五四”篝火晚会，进一步掀起群众的革命热情。5月下旬，全国爆发京沪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根据党的指示，罗广斌以系科代表联系会的名义，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援京沪学生，成立“西南学院反内战、反饥饿行动委员会”，并当选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他采取发动和组织同学签自己学号的方式，组织全校罢课。通过短短三个多月的斗争实践，罗广斌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英勇胆识。6月下旬，他成为第一批六一社社员，并担任组长。
1948年初，罗广斌经重庆党组织学运领导人江竹筠、刘国鋕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受党的委派，罗广斌化名罗退之，前往秀山县，以县立中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学校和当地开展工作，建立组织。在秀山中学工作期间，他认真备课，讲解明晰，很受学生欢迎，迅速提高了威信，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精心组织要求进步的学生阅读三联书店出版的政治书籍，逐步形成学生中的骨干核心。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做了认真的了解、考察，发展了4名六一社员，为革命留下了火种。正当在工作打下初步基础之际，重庆、川东地区党组织被敌人严重破坏，党组织决定罗广斌等撤离秀山。
1948年7月，罗广斌从秀山撤回重庆不久，因中共重庆市委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特务到处抓人。在危急时刻，党组织决定他到成都暂时隐蔽。8月，罗广斌回到成都。由于一时找不到社会职业，就住在金河街柿子巷家里，深居简出，等候重庆党组织的通知。9月，因叛徒出卖，罗广斌被成都市军统站站长少将特务周迅予一行抓捕，关押于成都警备司令部。在其父罗宇涵“只要悔过认错，就会放人”的劝说下，他始终没有动摇信念，只对父亲留下了一句“请你们放心，转告母亲，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好了”。不久，罗广斌被移送重庆，关押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
二、狱中斗争，迎接解放
1948年9月，罗广斌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是年底，当狱中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国民党军队被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团团围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时，罗广斌积极争取值班看守，允许延长放风时间，精心组织了一场有意义的球赛。为此，他收集了五件白衬衫，用红药水把棉线染成红色，然后在每件衬衫的左胸上刺绣了英文Liberty，象征自由和解放。1948年底，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的张国维在认真分析同囚一室的罗广斌的特殊家庭背景后，认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罗广文弟弟的罗广斌是最有希望活着出去的人，便叮嘱他注意收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出狱后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就肩负起这一特殊任务。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想方设法与难友们交流，听取意见，积累资料；难友们也充分信任他，把自己总结的对敌斗争的教训和对党组织的希望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们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别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差不多同时，白公馆的党组织也在就此问题多次进行深入讨论。1949年初，罗广斌因在狱中向齐亮传递消息，被放风坝的看守长发现，从此带上脚镣，但这并没影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经过斗争，渣滓洞举办了春节联欢活动，他最先带头唱起春节联欢的序曲《乌云遮不住太阳》，手捧沉重的脚镣，单独表演了一个节奏强烈、感人肺腑的脚镣舞。
1949年2月，罗广斌被以“不服管教，违犯所规”之名，由渣滓洞监狱转移到白公馆，关在楼下平二室。在这里，他把在渣滓洞监狱收集到的情况同刘国鋕、王朴等进行了交流、讨论和总结，梳理出一些基本意见。之后，在两个监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党员们对基本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最终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并嘱托罗广斌做集中整理，争取出狱后向党组织报告。为使狱中充满生气，鼓舞战友斗志，他积极向狱友教唱《国际歌》和《囚歌》，把在渣滓洞学来的方法，用黄泥和草纸，分别制作成象棋和扑克牌，开展文娱活动。同时，罗广斌利用看守杨钦典、王发贵经常到囚室下棋之机，与陈然、刘国鋕一道做他们的分化瓦解工作，给他们分析形势，晓以利害，指明前途。不久，国民党当局又安排他父亲与他会面，声称只要他表示不参加政治活动，即可释放，否则“玉石俱焚”。罗广斌当即大义凛然地回答：“办不到，还是把我押回白公馆吧！”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白公馆，罗广斌与他的战友欣喜万分。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罗广斌的提议，在狱中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罗广斌献出他的红色被面做旗面，大家找来黄色草纸，把它剪成五颗红星，粘在红色被面上形成红旗。罗广斌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红旗》。他期待着解放那天，高举着这面旗帜，冲出去。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大家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红旗。他们撬开一块地板，把红旗卷好，连同罗广斌的诗稿，一起藏在地板下。红旗和诗稿直到重庆解放后，才从地板下取出，在重庆公开展出。
1949年11月27日早晨，当罗广斌得知敌人不久将要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后，立即与四号牢房联系，共同商量越狱。同时研究如何与渣滓洞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行动。此时，敌人已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从楼上开始，三五个人一批进行屠杀。罗广斌在生命危险之际，带头高唱《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深夜来临，罗广斌抓住白公馆只留下看守杨钦典一人的有利时机，积极做好争取转化工作。他拿着看守杨钦典递来的斧头和一把钥匙，将白公馆剩余的19人放出。随后，宣布越狱路线，将越狱人员分成5个组，以黑夜和茂密的松林做掩护，全部安全逃离白公馆。
三、不忘嘱托，向党报告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是脱险志士之一。在参加“烈士资料审查委员会”工作的同时，他不忘狱中难友们的嘱托，每天晚上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即将《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给了中共重庆市委。这份报告分7个部分，有两万多字，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英烈们的英勇忠烈和崇高精神风貌。其主要内容：一是案情发展。讲的是由《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引发的川东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二是叛徒群像。着重揭露原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罪行，剖析他们平时言行中反映出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和叛变时的心理状态，说明他们虽然职务较高，资格较老，有过功劳，但是关键时刻叛变不是偶然的。三是狱中情形。简略叙述了两座监狱的由来和狱中斗争的情况。对渣滓洞，重点汇报“狱中追悼会”“新年大联欢”（“春节大联欢”）“慰问江姐”等几场斗争。对白公馆，则重点汇报了“狱中学习”、编写“《挺进报》白宫版”、“争取特务看守”和“准备暴动突围”等几场斗争。四是脱险人物。主要介绍两座监狱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和在此之前经过各种渠道营救出狱的部分人士。《报告》以严格审视的眼光，有分析地介绍他们的情况和在监狱中的表现，对有的同志给予了高度赞扬。报告建议对脱险的党外人士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安排。另外，也对几个被特务主动释放的特殊“犯人”做了介绍。第五和第六部分内容缺失。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约3000字，即后来党史部门提炼“狱中八条”的原始资料。其具体内容：（1）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这份“狱中意见”，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充分体现出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披肝沥胆、赤诚倾诉的真知灼见，是他们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思考，是他们用生命与鲜血留给党的最后嘱托，至今仍然闪烁着崇高的人格光芒。
四、投身建设，彰显才能
从白公馆脱险出来后，罗广斌以虎口余生之身、兴奋昂扬之情，回到党的怀抱，欢庆全国解放的胜利。神州变新颜，万众齐欢腾！那时，气宇轩昂、九死一生的罗广斌又很快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之中。
1950年1月15日在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一一二七”殉难烈士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被分配到共青团重庆市工委工作。当时，团的工作正处于创建之初，困难重重。但他善于团结青年同志，很快打开局面，建立工作秩序，充分显示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之后，他工作调动频繁，先后担任北碚区团委组织部部长、九龙坡区团委书记、团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他无论在哪个单位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特别是他在担任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期间，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私营工商业中的青年代表人物，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使他们认清了社会发展规律，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作期间，他和青联的几位领导成员相处得十分融洽，亲密无间，工作卓有成效。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罗广斌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倾注于对青年的宣传鼓动工作，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着我国安全。罗广斌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每天到工厂、学校、机关去做传统教育报告，揭露特务在军统集中营的罪行，宣扬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事迹，前后共做报告达100多场次。不少青年听了他的报告后，纷纷要求加入共青团，许多团员、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要求到朝鲜战场英勇杀敌。
1957年，市委决定下放一批市级机关干部去长寿湖劳动锻炼，开办农场。罗广斌作为先遣队成员之一，第一批来到长寿湖，进行实地勘查，提出建场规划。为加速渔业发展，长寿湖农场除设总场外，还专门设立一个渔场，罗广斌同志任总场党委委员、渔场场长兼团委书记。为打开工作局面，他不辞劳苦，请教当地渔民，从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组建了一个上百人的养鱼队，一个鱼池基建队。他亲自参加鱼池设计，利用水田，加高田坎，作为临时渔池，以便在当年放养鱼苗鱼种投湖。同时，组建一支300人的捕鱼大队，通过训练，使队员初步掌握了划船、捕鱼技术。为解决捕鱼问题，他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建一个造船厂和一个网具队。将一个人划的“双飞燕”改造为大而稳、由两人操作的“四飞燕”。他还亲自筹款，组织设计施工，建造了长寿湖第一艘机动渔船。他强调科学养鱼、科学捕鱼，亲自组织了灯光捕鱼等试验，成立了长寿湖水产试验室，成功地揭开了“草鱼、鲢鱼在水库天然繁殖之谜”，否定了所谓“草鱼、鲢鱼只能在江河流水中产卵，在静水中不能产卵繁殖”的说法，受到时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赞扬。凭着对鱼的迷恋和对事业的追求，在他的倡导下，渔场水产试验室扩大成立了水产研究所。他组织10多人的科学调查队伍，奔赴金沙江，进行中华鲟产卵场的实地调查。1959年，他写出了《金沙江鲟鱼产卵场调查报告》，成为我国第一篇关于中华鲟鱼产卵场的研究成果，为以后长寿湖水研所发现更多的产卵场和人工繁殖奠定了基础。
五、呕心沥血，铸就红岩
解放初期，罗广斌与几位同志通宵达旦地工作，编辑出版了20余万字的纪念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这一特刊的出版，为烈士展览馆后来编写烈士传略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也为他本人在以后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1956年，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向中共重庆市委写了一个报告：愿意把他们知道的东西整理出来。市委同意后，他们3人分头写出了五六十万字的书面材料。随后，他们按照市领导的要求，通过对材料的选择、整理，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该书一出版，即发行达328万册，在全国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王维玲来到重庆，对罗广斌（当时罗广斌、刘德彬正在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等人提出“广大青年对这一题材很感兴趣，希望你们用长篇小说形式来加以表现”的想法，他们愉快地接受了写小说《红岩》的任务。罗广斌说：“写小说，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强烈愿望，只是我们没有写过小说，现在党需要我们写，我们就写，尽力写好。”不久，经重庆市委批准，决定安排罗广斌、杨益言来完成《红岩》的写作任务。
为保证长篇小说《红岩》创作的顺利开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一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安心写作；二是要他们依靠专家的指点；三是提供一切有用的背景材料和有利写作的条件。
1959年1月，罗广斌从长寿湖农场回来，便集中精力进行小说创作。创作初期，他与杨益言一道，首先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把能够找到的古今中外描写监狱斗争的作品搜集起来，阅读研究。向熟悉工厂、农村斗争的老同志请教，查阅敌档，提审在押特务……6月，近30万字的小说初稿形成。之后，小说初稿经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审阅后，再次进行修改、排印，于8月形成第二稿，暂定名为《禁锢的世界》。二稿与初稿相比，在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将原来零散的材料初步归整起来，具有了小说的雏形。但仍存在结构上不够严谨；有的地方写得过于简单有的地方又有些拖沓，头绪纷繁；在人物的描写上，主要人物似乎多了一些，笔力有些分散。
为作品精神面貌翻身，经著名作家沙汀提议，党组织决定让罗、杨到北京参观、学习，以进一步对全国解放前夕的革命形势做深入了解，然后回到重庆修改小说。1960年6月，罗、杨怀着渴望学习的心情，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他们就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陈列其中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文件、批示、文章、社论……使他们读后异常兴奋，仿佛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因展品不许拍照，不许抄录，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到玻璃橱窗前，把相关内容背诵下来，然后又缓缓走到休息处，悄悄抄到自己的小本子上。通过参观、学习，他们打开了眼界，拓展了思路，他们认识到，不能光写狱中斗争的本身，还要扩展开来写。在听取了相关方面的意见后，罗、杨决心再一次重写。
他们在北京参观、学习结束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利用业余时间构思，拟定二稿的修改方案。10月，市委组织部同意罗、杨脱产出来致力于小说的创作。11月，进入三稿的写作。其间，任白戈书记鼓励他们写好这本书，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1961年3月，他们完成了小说三稿的修改。此稿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较前两稿有了明显提高。这也是《红岩》全书定局的最关键的一稿。但他们对三稿却不满足，他们几次表示：“希望多听到更多的意见”，并希望到北京修改。3月7日，罗、杨来到北京，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一起座谈。他们分别从小说构思和写法、主题和人物、关于敌人的描写、小说的结尾4个方面谈出了自己的创作修改思路和文学形成过程。3月28日，罗、杨把修改好的三稿交到编辑部，并与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书名。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定名为《红岩》。6月底，罗、杨广纳群言，博采众长，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四稿，并带着排出的校样离京回渝。
7月7日，罗、杨回到重庆后，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部长萧泽宽听取了他们关于小说创作及修改的情况汇报。当即对第四稿做出4点安排：一是指定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市委党校、团市委、市委组织部的同志看校样，并提出意见；二是在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将主要问题向任白戈书记汇报，请他把关掌舵；三是7月底去成都，在沙汀指导下进行修改；四是修改后，再次到北京，在出版社的指导下，最后定稿。随后，罗广斌、杨益言再次来到北京，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对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艺术构思、细节运用、文字技巧等方面，又系统地进行了修改。
1961年12月10日，小说《红岩》终于定稿，并正式出版。罗广斌、杨益言为了完成这部巨著，付出了难以叙说的艰辛。无论是阴湿寒冷的隆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他们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从初稿到定稿，行程万里，重写了3次，大改了两次，苦战了3个春秋。但此时的罗广斌却说：“我现在改出劲头了。改一次提高一步，如果需要的话，我真想把全书重写一遍。”他们用生命和血泪写出长篇小说《红岩》。
《红岩》问世不到一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掀起读《红岩》热潮，发行达500万册，创下国内小说发行的新纪录，对青少年起到了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作用。同时，各种艺术形式纷纷以《红岩》人物为题材，创作出戏剧、电影、曲艺、连环画等，并译成日、德、英、法、越南、朝鲜、蒙古等10多种文字向外发行，堪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不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准备撰写《红岩》前续，写作时限定在1934—1946年。围绕这一创作计划，他们先后搜集、阅读了2000多万字的文史资料，访问了100多位老同志，还提审了一些在押的有关犯人……可以说，他们掌握的这些资料，为他们创作《红岩》前续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1965年，经过4年的酝酿准备，他们已基本完成写作前的准备工作，并开始进入写作。
就在他们满怀信心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的写作计划被搁浅。1967年2月10日，陷入“文革”暴风骤雨之中的罗广斌，被迫害致死，年仅42岁，过早地中止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1978年11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为其平反昭雪，并为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四川省委组织部、宣传部，重庆市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四川省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北影厂和胡耀邦、茅盾、周扬、夏衍、林默涵、华罗庚、任白戈、赵丹等为其送了花圈。
来源：忠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撰办公室
编辑：王 渊
审核：杨庆松
终审：周康健
